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坚定历史自信,掌握历史主动,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是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提出的重要要求。四渡赤水作为红军长征途中彻底摆脱被动的一次经典战役,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卓越军事思想和高超指挥艺术,被毛泽东誉为军事指挥生涯的“得意之笔”。今天重温当年金戈铁马运筹帷幄的壮阔场景,以大历史观审视之,我们能够从中汲取深邃的思想力量,凝练丰富的领导智慧,吸纳深厚的群众观点,领悟卓越的斗争艺术,为新形势下更好地明理、增信、崇德、力行增添历史底蕴。

一、从四渡赤水中汲取思想力量,更好领会和运用党的创新理论。

思想的力量是伟大的。四渡赤水蕴含的思想力量来自于共产党人对真理和科学的矢志不渝,对理想和信念的不懈追求,从中凝结而成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成为我们党指导实践创新的思想法宝。

一观四渡赤水前。中央政治局根据刘伯承、聂荣臻在遵义会议上的建议,决定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同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蒋介石迅即调整部署调集重兵近40万人,妄图将中央红军37000多人围歼于乌江西北地区。毛泽东果断提出“放弃原定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决定从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主张,由此开启以思想之光点亮军事奇迹之火。

二观四渡赤水中。面对既不能与敌人硬拼人马、又不能硬拼武器装备的实际状况,毛泽东和中革军委采用“上兵伐谋”的非凡胆略和高超艺术,一渡避敌、二渡歼敌、三渡调敌、四渡甩敌。而贯穿其中的行动逻辑是:避实击虚、调虎离山、声东击西、金蝉脱壳,正如白沙会议发布的《告全体红色战士书》中所作的战略描述,“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这“六个有时”充分展现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实事求是。

三观四渡赤水后。从1月29日毛泽东双脚踏上四川大地到彻底改变长征初期的被动局面,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后又经历了兵临贵阳、奔袭云南、威逼昆明、巧渡金沙等一系列具有内在紧密联系的军事行动,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滇黔边的狂妄计划,为长征和革命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这其中,“打是手段,走是目的”是贯穿始终的运动思维和目标导向。在本质意义上看,四渡赤水归功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是用思想伟力撬开正确革命道路的必然体现,是思想之旗引领前进方向的必然结果。正如刘伯承后来回忆说:“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这种新的生命的内核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特征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时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由此构筑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上又一座耀眼丰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并运用好这一思想之旗和精神之魂,用以指引党和人民事业接续传承、永续发展。

二、从四渡赤水中凝练领导智慧,更好维护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高政治领导力量,这一重大论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权的本质要求,也是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得出的宝贵经验和重要结论,其在四渡赤水前后得到有力诠释和充分说明。四渡赤水之所以能够发生并创造奇迹,一个重要的历史前提是遵义会议的召开,而四渡赤水是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取得的第一个具有重大战略转折意义的重要战役。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初曾写道:“1935年1月党的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由娄山关一直向西,经过古蔺古宋诸县打到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叫‘鸡鸣三省’,突然遇到了云南军队的强大阻力,无法前进。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会,立即决定循原路反攻遵义,出敌不意,打回马枪。这是当年2月。”这里的“循原路反攻遵义”指的就是二渡赤水,这是在当时取消“三人团”后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的决定,随后由中革军委于2月15日发出《二渡赤水河行动计划》,明确“我野战军以东渡赤水河消灭黔敌王家烈军为主要作战目标”,同时电文第(四)项指出“我们率军委直属队明日在白沙休息”,最后要求“以后并由军委逐日命令指导上述计划的实施”。不难看出,这些重大军事决策都是以中央政治局口吻作出的,以明确党对军队的领导。

遵义会议的一个重要决议就是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这是事实上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领导地位的重要标志,遵义会议及此后召开的一系列会议包括石厢子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等都是维护和巩固毛泽东领导地位、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历史延续和重要保证,张闻天、陈云等在这个过程中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张闻天后来在延安整风笔记中写道:“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二渡赤水之后,张闻天曾代表党中央通知潘汉年,要他先行一步,同陈云到上海恢复党组织。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潘汉年此行没有达到目的。飞夺泸定桥后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陈云离开长征队伍,赴上海恢复地下党组织工作。陈云在席懋昭、章秋阳、潘渭年等人帮助下,历经艰难、辗转曲折,后按莫斯科电示要求同陈潭秋、曾山、杨之华、何实嗣等于9月下旬到达莫斯科。尽管此时共产国际七大已经闭幕,但陈云的到来还是引发了各国极大关注和欣慰。10月22日他以“史平”为名作题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1935年10月22日史平同志的报告)》(即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实事求是而又系统地讲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红军主力战略大转移和遵义会议的情况。该报告后经整理编辑成《英勇的西征》一文,于1936年春发表在共产国际主办的《共产国际》杂志,同时陈云以“廉臣”为名撰写了《随军西行见闻录》并于1936年3月连载于中国共产党在巴黎主办的《全民月刊》。6年之后的1941年10月22日,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到:“遵义会议前后,我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会前不知道毛主席和博古他们的分歧是原则问题,对毛主席也只是觉得他经验多。遵义会议后,开始知道毛主席是懂军事的。红军南渡乌江后,方才佩服毛主席的军事天才。到莫斯科及回国后直至十二月会议,在独立自主问题上、徐州会战问题上,对毛主席有了更多的了解,认识到他是中国革命的旗帜。”由此可见,陈云作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和革命家,对于维护和巩固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1956年9月13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七中全会上作《关于中共中央设副主席和总书记的问题》讲话时评价陈云说: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陈云作为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为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作出了重要贡献和表率,今天这些红色经典必将鼓舞激励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领悟力、政治判断力、政治执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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