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至德,莫大于忠。回首峥嵘岁月,曾经有这样一批共产党员,他们为了国家独立、繁荣,为了人民自由、幸福,抛头颅、洒热血,纵然牺牲自己宝贵生命,也义无反顾选择忠诚于共产主义,忠诚于中国共产党,忠诚于党和人民事业。伟大的革命烈士江竹筠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她把忠诚刻在心间、融入血脉、铸入灵魂,用炽热执着的追求、用舍生取义的精神展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忠诚爱党本色。忠诚,是江姐革命精神首要的、最核心的内涵,是江姐革命精神最亮的底色。

一、江姐的忠诚是纯粹的,内化为坚定的信仰信念。

行源于心,力源于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坚定了,对党忠诚才能有牢靠的基础”。纵观江姐一生,她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于革命事业中,不是为了找一份工作,更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源于她在苦难经历中持之以恒的思想淬炼,最终铸就无比纯洁的党性心性、坚定无比纯粹的信仰信念。史料证明,江姐是在1939年读高中时入党的,可她为何在此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常人是无法理解的。从当时中国革命形势来看,中国军民正在进行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无比惨痛的代价;国民党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作为国民党统治中心地带的重庆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在这个时候冒着被捕和杀头的危险加入中国共产党,需要巨大的勇气。

从家庭条件看,江姐有一个富裕又有地位的舅舅,一个为国民党军统服务的弟弟和一个在国民党机关工作的追求者,只要江姐愿意,她完全可以做一个衣食无忧的贤妻良母。从文化程度看,江姐读了小学、初中还有高中,在那个文盲率高达80%以上的时代,已经属于知识丰富了,凭着舅舅的关系和自身学历,在政府寻一份有收入、有地位的体面差事十分简单。

然而江姐却坚定地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呢?这与她的成长经历和思想淬炼密切相关。江姐生于中华民国的北洋时代,当时军阀割据,国民政府进行独裁统治,民生凋敝,困苦不堪。因父亲常年漂泊在外,从小她就和母亲、弟弟相依为命,8岁时她与母亲逃荒到重庆舅舅家里,却不愿意依附舅舅生活,10岁时便随母亲一起到重庆南岸大同袜厂工作,成为一名童工,遭到工厂老板的无情剥削和克扣。见惯人间疾苦,经历了艰难生活的江姐,对当时的黑暗社会制度深恶痛绝,并产生反抗意识。加上江姐接受过教育,这促使她决心寻觅一条道路来开辟出一片新天地。在老师丁尧夫和曾丝竹的影响下,在高中同学戴克宇的引导下,江姐认识并了解了中国共产党,找到了心中的“光明之灯”,坚定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她决心要救民于水火,要推翻反动统治,要建立一个光明的新中国。江姐曾对要好的同学何理立等说:“我们要做秋瑾这样的女杰,为追求真理而死,为拯救中华民族而牺牲!”

二、江姐的忠诚是实践的,外化为坚决的认同维护。

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对党忠诚不仅仅停留在思想上,更重要的是要体现在行动中,做到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始终如一、矢志不渝、坚定不移地服从、维护、执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党绝对忠诚要害在‘绝对’两个字,就是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忠诚。”江姐在入党时就笃定志向,她曾说“要革命还怕什么?革命本身就不是安乐与享受。我决定入党,就是决定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革命事业,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从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江姐虽然只是重庆地下党里普普通通的一员,但她在工作中,时刻牢记自己是党的人,是组织的一员,不仅在政治立场、方向、原则、道路上同党保持高度一致,还在思想上高度认同、政治上坚决维护、组织上自觉服从、行动上紧紧跟随党,完全没有自己的任何私心和利益,一切听从党的指挥,服从党的决定。

入党后,江姐想去延安,但党组织指示她留在重庆,她就努力考入中华职业学校会计训练班,成为中华职校和附近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毕业后任重庆地下党新市区区委委员负责通讯联络工作。1943年,组织出于安全考虑,指派江姐给中共重庆市委第一委员彭咏梧当助手,并假扮夫妻。当时彭咏梧已有妻儿,世俗的眼光、旁人的议论对于这个从未谈过恋爱的年轻姑娘来说,是一项特殊而艰巨的考验,但江姐明白这一切是为了革命,她还是毅然接受党组织的安排并保证:“组织分配给我的任务,我一定尽力完成。”后来,鉴于工作需要,组织上安排他们正式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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